“兹定于2025年5月2日为爱女举办满月喜宴”“喜迁新居中兴证券，特设薄宴”……“五一”假期后，在西部某地农村地区，村民收到不少酒席邀请函。
滥办酒席中兴证券高峰期，老母猪下崽要办酒，房子装修要办酒，买辆车要办酒，病愈出院要办酒，甚至跳大神也办“消灾酒”……实在找不到理由，就说“为答谢亲朋好友对我家的关心厚爱，特在XX地方略备薄酒一杯”。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采访发现，部分地方农村滥办酒席之风屡禁不止，不少群众为了人情往来背上沉重经济负担。
巧立名目滥办酒席
“最多的一天，我要参加11场酒席，跑不过来就微信转账，当天送了4000多元红包。”西部某县一村民说，从去年腊月到今年元宵节，他几乎天天有酒席邀约，礼金送出去3万元。
对婚丧嫁娶之外各种五花八门、巧立名目的酒席，当地群众称之为“无事酒”“耍耍酒”“歪歪酒”。
“一半以上都是‘歪歪酒’，你不去吃也得送礼。”在这个村民的手机微信里，有一封朋友发来的“乔迁之喜邀请函”，“名义是新居落成，但据我所知，他家根本没盖房。”
在另一个西部村庄，全村800多户，约4000人，村民反映，当地一年到头都有人办酒，除了少部分是红白喜事外，其余都是以“满月酒”“剃头酒”等名义操办。
“无事酒”名目不断翻新，礼金标准也在不断攀升。“50元拿不出手，至少都是100元。”西部某县一名老年村民和老伴都是残疾人，孙子刚出生，家庭负担重，但送的礼金却不少，一年送出去上万元。
滥办酒席，不仅会造成食物浪费，助长攀比之风，破坏公序良俗，沉重的“人情债”也令许多人不堪重负。
西部某乡镇地处偏远，村民罗某两个孩子都在读书，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，但每年仍要准备四五万元吃席，哪怕借钱也要送上礼金。“我们这里对一些酒席很看重，哪怕你人在外地，也要请假赶回来”。
“滥办酒席之风又严重了……我们老百姓挣点钱每年光是吃酒席就占了大头。”近期，在“问政四川”平台上，一名自称是宜宾市某县的村民反映。为了吃席送礼，一些家庭比较困难或资金暂时周转不开的村民不惜卖粮卖牲畜，甚至借钱、刷花呗、贷款。
缘何屡禁不止？
一些干部和群众认为，滥办“无事酒”，有的是为了比阔斗富，满足个人虚荣心；有的是为了敛财，将以往送出去的人情收回来。“办酒成本低、收益高，随便找个理由摆几桌，就能捞个几千上万元”。
“只要有一家办‘无事酒’，很多家就会想方设法跟着办，因为要把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。”记者采访的西部某省多地群众认为，在一个村里，哪怕只有少数群众思想观念不扭转，就会影响到整体风气。此外，个别外出经商的成功人士回乡摆婚丧酒席，大操大办“撑面子”，也会进一步加剧当地群众的攀比心理。
“滥办酒席是乡土社会人情泛滥的表现。邻里联络感情是好事，但有的人情往来发展到后来异化成办酒敛财，不办的人会认为自己吃亏。”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梅志罡说。
很多受访群众表示对于“无事酒”十分反感，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。“农村是熟人社会，人际关系很重要，不然下次自己家真有什么事，别人也不来帮忙。”有村民说。在滥办酒席严重的地区，个别自觉抵制的村民，还往往会被村里人戴上“不合群、为人差”的帽子。
专家认为，目前一些地方对村干部管理较弱，基层党员、干部带头违规操办酒席，削弱了移风易俗政策的公信力，带坏了社会风气。例如，根据公开通报，2024年10月，重庆市巫溪县天星乡江池村综合治理专干张某某，不顾乡党委政府劝阻，为其公公操办生日宴并收受该村低保户、脱贫户等管理服务对象礼金。
随着多地开展专项治理，记者发现，一些地方办“无事酒”日益隐蔽化。比如，有的村民到城镇、外县或外市办酒，形成了监管盲区；有的偷着分几次办，声称是朋友聚会，还出现了只收礼金不办酒席的“影子酒席”。
“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后，赶到现场找不到人，办没办不知道。”一名基层干部说。
应建立健全村规民约
近年来，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，中央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文件，对农村地区移风易俗、建设文明乡风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和安排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持续整治人情攀比、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，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。
一些地方也纷纷出台措施。贵州省湄潭县将村里有威望的党员、村干部、乡贤等组成红白理事会，对酒席规模、车辆数量、礼金数额等进行约定，并整合县、乡、村力量，将餐饮场所负责人、殡仪馆相关人员等全部纳入治理主体，滥办酒席等现象明显减少。
“村民办红白事宴席，首先要来村委会申报、签承诺书，送亲、送葬车车牌号全部登记，办事当天干部会前往现场监督。事前打招呼、事中监管、事后评定，这种方式很有效。”湄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时健说。
贵州省黔东南州等地探索利用闲置学校、家祠、集体仓库等闲置场所建设“合约食堂”，明确承办宴席种类、标准、规模、申报流程等，规定只承办婚丧嫁娶宴席，拒办其他名义的酒席，有效遏制了攀比浪费等不良风气。
专家建议，党员干部及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率先垂范，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亲属；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，定期通报党员干部违规操办酒席典型案例。
受访干部群众认为，农村移风易俗工作需要因地制宜、创新形式。例如，可利用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平台，制作易于理解的地方情景剧。同时，强化正面激励，如建立乡风文明积分等机制，对移风易俗工作做得好的村，优先安排基建项目等。
“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，从转变民风入手，加强引导，移风易俗。”梅志罡建议，由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抓执行，约定礼金、规模、酒席类型等，通过疏堵结合方式中兴证券，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，减轻农村沉重的人情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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